汉语的翻译史－新中国成立至今时期
www.021fy.com [2005-01-15] 上海雨林翻译公司
【摘要】 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是把对“怎么译”的探讨理解为翻译研究的全部；二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三是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我们应该尽快走出这几个误区，促进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上。这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长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o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误区并不局限于中国翻译界，它在中外翻译界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都一直把围绕着“怎么译”的讨论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甚至是翻译理论的全部。从西方翻译史上最初的“直译”、“意译”之争，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的话，我们当能发现，实际上“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因此，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
但是，指出不要一味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并不意味着不要或反对研究“怎么译”的问题。“怎么译”的问题今后仍会继续讨论下去的，只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翻译家们对翻译技巧的研究和探讨，这是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总结，其中有些经验也已经提升到理论层面，有相当的价值，从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的内容则是一些已经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些新的实例而已，像这样的内容也许应该放到外语教学的范畴里，去对初译者、对外语学习者谈，更为合适。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怎么译”的问题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仍然是一个新鲜的、有价值的问题。而对翻译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对理论的这种实用主义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翻译界，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于是，当我们一谈到理论，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理论对我的实践有用吗？在翻译界，人们的反应就是：你搞的翻译理论对提高我的翻译水平有用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国翻译界对译学理论的认识也往往强调“来自个人的翻译实践”。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中，总认为只有自身翻译实践过硬的人才有资格谈翻译理论，否则就免开尊口。其实，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日益精细，文艺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就象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文艺理论家一样（个别人兼于一身的当然也有，但那属特例），是很正常的现象。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译实践水平很高明的翻译家未必能谈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来，反之，谈翻译理论头头是道的翻译理论家却未必有很高的翻译实践水平，同样不足为怪。我们有些翻译家，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既能“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译东西高明”，这当然令人钦佩。以此标准律己，精神可嘉，无可非议，但若以此标准求诸他人，己甚至求诸所有谈论或研究翻译的人，那就显得有点苛求。我国古代文论家袁枚就说过：“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无所不能者，世之一无所能者也。”?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翻译理论来自然就会“头头是道”，而有些人则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视。这样，我们的翻译事业才会发达。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译理论的范围，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探讨，也即仅仅局限在应用性理论上。
翻译理论、尤其是传统的翻译理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一直局限在探讨“怎么译”的问题上，也即所谓的应用性理论上。但是，即使如此，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怎么译”以外的一些问题，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对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有过相当精辟的阐述：他一方面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而且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无法抹杀，因而翻译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再如沃尔特·本雅明还在1923年就已经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翻译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那么译者的工作就应该被看作诗人（实泛指一切文学创作者——引者）工作的一个独立的、不同的部分。”D本雅明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并给了文学翻译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位。这些话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认识实践的功能。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认识功能，即帮助人们理性地认识客观事物，包括人们的实践。这就象语言学理论一样，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提高人们的说话和演讲水平，但却能深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这里也许还可举一个译学研究以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认识作用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
再譬如近年来国内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对翻译进行的研究，也即译介学研究，虽然它主要不是立足于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它对文化意象的讨论对文学翻译还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但它通过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分析，论证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第三个认识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其实，理论，除了与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有关的以外，通常都有其共通性。自然科学理论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语言，是否就会有成百上千种翻译理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由于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翻译必然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地是反映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或者部分地反映在应用性翻译理论上，而不是翻译的纯理论层面。譬如，你可以说，在特定的文艺作品中，把英文中的the Milky Way译成俄文很方便，因为可以照搬，而不会带来任何岐义，但把它译成中文就会使译者陷入两难境地：照搬英文译成“牛奶路”或“仙奶路”，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费解，而如果译成“银河”或“天河”，则又丧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这里中文和俄文的翻译就显示出了各自的特点，但这仅仅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一个个案。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那么这些都属于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在讨论翻译理论时片面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是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提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或是因热衷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探讨。
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说得好，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新翻译理论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并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就会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了民族偏见。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个人甚至以为，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西方翻译研究才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我的这一观点正好在前不久一位名叫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美国教授所说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印证。他说：“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人，包括贝雷、多雷、查普曼、德莱顿、蒲伯、泰特勒、赫尔、施莱尔马赫还有那两个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不管他们谈翻译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
我很赞同巴恩斯通教授的观点，并且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的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譬如，当代西方的一些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
再譬如，还有些学者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始注意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然而，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鉴于此，德国功能学派的学者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ulz Manttari）甚至不把翻译简单地称作为“翻译”（translation），而是用一个杜撰的、含义更为广泛的新词“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代替它，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个词还不光局限于翻译、改编、编译，它甚至把与外来文化有关的编辑、查阅等行为也包括在内。在这种“行为”里，译者变得像是一个根据委托人要求设计“产品规范”（product specification）的专家，并生产符合接受者文化圈特定需要的“信息传递物”（message transmitter）。而译作也不再寻求与原文的等值，而只是一份能满足委托人需要的目的语文本。?
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 should we translate? What is a correct 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 do translation do? How do they circulate in the world and elicit response?）……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5
今天，几乎世界上所有国际大师级的文化理论家，从德里达、福科，到埃科、斯皮瓦克等等，都在大谈特谈翻译，翻译不仅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而且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众所注目的地步。这其中折射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国内翻译界深思。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且指出：“目前中国的描写性翻译研究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因为经验之谈难以自成体系，尤其是，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将理论看做是对语言表层结构转换技巧的研究。”
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轻视翻译研究，更轻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过真正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通过严谨的理论层面上的阐发，翻译的性质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也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并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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